聚构城市是一种关于形式亦或结构的结果，聚构则关于背后的生活。在那里，移动性与聚集的行为一起构成了生活本身。

2003年9月, 带有未来主义风格的格拉茨艺术馆 ( the Kunsthaus Graz) 在奥地利小镇格拉茨落成， 这个蓝色半透明的庞然大物与四周古老的红瓦坡顶巴洛克风格建筑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甚至有点格格不入。但更重要的是，这个被业界称为“友好外星来客”（Friendly Alien）的飞翔物，代表了一种先锋思潮与现实的完美融合，同时也代表了一个前巨构（pre-mega）时代的落幕。

©wikipedia,View of the Kunsthaus Graz from the Schlossberg

作为该建筑的设计者，Peter Cook同时也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英国先锋派小组建筑电讯学派（Archigram,1960-1974）的创始人之一。半个世纪前，他和其他小组成员一起设计了许多巨构形式的建筑物。这些带有技术主义哲学的幻想之物在时代的背景下形成了一种独特且壮丽梦幻的奇异风格，而他们干预的对象则是晚期资本主义城市中那些处于无休止混乱的独立物体。

Sir Peter Cook, born on 22 October,1936

由于晚期资本主义普遍的土地聚落模式特征为汽车主导的区域城市化，这一过程中，移动性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城市空间呈现出了非场所（non-place）的扩散模式。

其中，汽车的大量生产是导致这一改变的主要原因，同时也为移动提供了物质上的可能——早在20世纪初期，美国福特公司就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亨利·福特引入了哈佛大学企业管理学院的科学管理理念，将汽车配件标准化，最后设计了流水线的生产模式。每个工人在整个生产流程上只完成一点零件工作，然后把零件放在传送带上交给下一个人完成接下来。在1913年底，福特公司已经拥有三条成熟的流水线以及平行生产线来生产T型汽车。以前传统生产汽车的方式要花费12小时来组装一辆汽车，采用流水线生产后，只要93分钟就完成了一辆汽车的组装。

这样的生产速度让大多数人以一个能承受的价格来拥有自己的汽车（从A型汽车1912年的960美元降到了1920年的460美元，当时美国人均年收入为450美元）。

T型汽车流水生产线

可以说，T型汽车以设置在椅子下的发动机来代替马匹，完全颠覆了人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概念，缩小了每一个人的时空距离，其设计的不仅仅是一辆汽车，而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一种关于自由移动的概念。

在建筑学领域，移动因素（机械）介入城市所会产生的影响，同样被许多建筑师所关注。在早期的许多幻想式设计中，汽车以及飞机等新兴的移动因素被认为是影响未来城市建设的重要元素之一。在美国，一些幻想式画家大胆的预测未来的世界样貌，在欧洲，意大利未来主义运动（Futurist Movement）中的建筑师安东尼奥•圣伊利亚（Antonio Sant’Elia ）发表了《未来主义建筑宣言》（Manifesto of Futurist Architecture）。认为“我们必须发明和重建未来主义城市，它犹如一座巨大、动荡的造船厂，所有部分都敏捷、可移动以及动态；未来主义住宅必须像一架巨大的机器。”

Visionary City of New York, by William Robinson Leigh (1908), Harvey Wiley Corbett (1910) & Moses King (1908 & 1911)

在Sant’Elia关于未来城市的构想中：“它必须高高建设于‘动荡深渊’的边缘：街道将不再像门垫那样位于底层，而是埋设在地下且有多层，金属舷梯和快速移动的步行道连接起来形成网络，相互交织与大都市的交通连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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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之后一些建筑师提出了更为现实的做法，比如Le Corbusier1925年有关巴黎中心改造的300万人口的当代城市（Voisin Plan）、Ludwing Hilberseimer在1927年对Le Corbusier关于二十世纪城市建设建议的回应的垂直城市（Vertical City）规划。

这两座城市都是为了应对日益增加的汽车数量与旧有城市格局相冲突的现状，Le Corbusier的Voisin Plan规划，很明显受到之前意大利未来主义小组的影响，将城市交通搬到地下，地面与平台之间是高架高速公路，一个回旋式的主干道，其次地下多层分别是纵横贯穿的地铁干线、郊区线和远程线。而Ludwing Hilberseimer的Vertical City，则试图构建了一个集合性质的城市住宅区，那里商店、办公场所、住所等都位于一座带有庭院的15层综合体中，这样从生活到工作都有电梯完成，从而通过减少交通的需求来减少城市的交通量。

所以二者在对待移动因素的态度上，表现出相反的看法：前者积极的回应即将到来的汽车时代，并设计足够承载车辆的交通道路，后者却试图通过减少人们对交通的需求，来缓解移动物带来的压力。

Voisin Plan，1925，不容置疑的现实

1.事物旧有的状态：

城市中心布满最精细的路网，那是古老城市的遗留物。

2.事物新的状态：

汽车交通引入了一种新的要素······彻底扰乱了城市的心血管系统······如果不鼓起最后一点力气做些什么，那将是死路一条。

Vertical City，1927

在垂直城市的概念当中，城市根据它们的功能堆叠起来，综合体的设计目的是想要减少交通的需求，从而来减少城市里的交通。

只不过，对建筑师来说，移动因素在其所考虑的问题中，是作为客体存在的，建筑才是作为主体。移动物，只不过是调味品的存在，其目的是参与城市的构成，从而更好的为建筑服务，完成建筑师的创作目的。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WWII）中，移动物（机械）与城市建筑的关系产生了调换。德国采用移动力量（装甲部队、机械化步兵）迅速地出其不意进攻，通过惊人速度的震撼，使敌军放弃抵抗，醒目且深刻的展现出了移动因素的另一面。比如在德军对法国的作战中，建造时长达十年之久且每年耗资法国国防预算一半的工事马奇诺防线，并没有起到阻挡德军部队进攻的作用。事实上，德军通过移动力量避开了坚固的防线，使马奇诺防线失去了自己的作用。而在这之后，建筑越发的表现出从主体降为被攻击的客体位置。这些原先被建筑师考虑为参与因素的移动之物，对城市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机械物第一次完全的表现出独立的特征，可以与城市相抗衡甚至替代城市。

German motorized infantry tackle one of Poland's dirt roads during the Blitzkrieg (Lightning War，闪击战) campaign，左图

由混凝土堡垒、障碍及相应武装所组成的Maginot Line（马奇诺防线），在德军的移动力量面前，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作用。可以说，机械物与构造物的差异已经显而易见。

马奇诺防线，1929-1940，右图

Berlin 1945/46

机械物（移动力量）在人为的因素下与城市（建筑）产生了激烈的碰撞，其结果是建筑表现出无力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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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在面对“技术对日渐高科技化的社会所做出的调整和变革”问题时，一些建筑师，尤其是需要在战后重建（社会变革较大）的的地区，开始关注巨构结构（Megastructure）所带来的社区集约化（结构）效果。战争带来的技术进步与影响，使许多构想开始成为现实，而技术所带来的移动可能性，也开始在建筑学中显现出来。此时的“移动”，发展出了两种不同的方向。

一种更多的是考虑城市增殖（更新/生长）的结果：即建筑师企图得到“一种更复杂、非几何性的结果”来代替先前城市发展中线性、程序化的模式。城市的移动，表现在未来的发展之中，其根本原因是出于对自发秩序（欲望决定）与人造秩序（抹杀欲望）的思考与讨论。

而巨构，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城市结构的考量，并没有强调形式的表现。比如Team X（十次小组）的史密森夫妇，为了批判“功能城市”的弊端，在1953年的CIAM Ⅸ中提出了“都市重构格网”，重新构建起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城市之间联系。在之后1956年举行的CIAM最后一次会议中，又提出了“簇集”（Cluster）的概念：认为在城市流动性日益增加的现实下（这种流动性的增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汽车时代的到来），城市的结构应该能够不断的复制、自由的延伸，从而在整个城市上空形成一个空中街道的网络，来解决人的流动性问题。

同时期“十次小组”的另外一个重要成员凡·艾克面对城市中大量性的流动要素，提出了“构型原则”，将城市发展中客观存在的碎片用一种形式聚集起来，背后已经表现出聚构城市的影子。但是这里我们并不讨论形式背后更深层次的动因（人的生活），只关注其为了应对流动性而所构造的巨型城市网格，比如其学生布罗姆的Noah's Ark（诺亚方舟方案）。

以金巷住宅为母体的城市空中街道系统，史密森夫妇，1951

这个系统由多个金巷住宅组成，凌驾于城市道路系统之上，填充了那些点式高层建筑与大间距板式公寓街坊之间的空隙，与现存城市建筑、道路构成的新的“簇群城市”（Cluster City,1956）结构。这种簇群代表了一种“集合”，一种关联模式，一种基于人类活动与意向的思考结果。它不是线性、程序化、理性或决定性的思考，而是产生并利用重现、自省、轮回的特征进行开放式的定义。

Noah's Ark（诺亚方舟方案），布罗姆，1962

作为凡·艾克的学生，布罗姆在阿姆斯特丹与哈勒姆之间建立了百万人的城市结构，由向心的广场和离心的风车状模式叠加，希望建立一种编织化的层级系统，来应对“大量性”的现象。在其中各种元素依附在巨构的结构体系上，成为了理想城市中自由状态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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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

Italo Calvino，1923-1985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哈耶克，将启蒙运动的理性思潮梳理成两大脉络，他称为建构论理性主义与演进论理性主义。我们借用哈耶克的理论，认为城市的营造过程中，在人为的作用下，显露出人造秩序与自发秩序的区别，前者由于大群体社会的复杂性，任何个人和集体都不发利用理性全方位无死角的洞察社会秩序全体，只能在类似于部落这种小群体社会和简单社会才能发挥作用。后者的发展表现出一种自发演进修补的特征，更适用于城市的演变，相对于人造秩序而言，具有更大的价值。

但是在城市的演变中中并非只有“自然的”或“人造的”两方面，还存在“人之行动而非人之意图”的现象存在。所以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强调个人的感情对城市完整性的重要性，并将城市分为经历岁月沧桑，从而继续让欲望决定自己形态的城市亦或另一类是要么被欲望抹杀掉，要么将欲望抹杀掉的城市。

所以在城市增殖（更新）中，所谓的“移动”更多是出于对城市结构的考量，并非强调形式的表现。这种移动性，更像是城市触手的延伸，并没有通过技术的手段来指示未来，而是人为理性下对巨型混凝土构件的假设，以此来应对城市中日益复杂的流动性现象，所以也必然脱离不了建筑必须永锢（锚）、城市必须在地（localized）的观念，建筑依然处于城市地理的禁锢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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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城市未来秩序的设想，另一种对“移动”的理解稍加微观，关注的是构造物内部的移动性质（灵活），比如法国的建筑师尤纳·弗里德曼在1958年他提出“ 移动建筑 ”(Mobile Architecture)概念。作为一个出生在匈牙利的建筑师，二战开始时，弗里德曼只有21岁，战争结束快结束时，他在布达佩斯参加了抵抗军，后来失败被俘送进了监狱。出狱后，据他回忆，监狱的环境十分的恶劣，只有去灵活的改变自己的习惯，才能有活下去的希望。1956年，弗里德曼发表了《移动建筑宣言（Manifeste de l'architecture mobile）》，认为建筑应该根据居住者的要求和环境的限制进行自由的修改，以此来应对多变且“恶劣”的环境。

在这之后意大利的阿基佐姆工作室（Archizoom Associaty，1966-1974）所构造的“无尽城市”（No-Stop City），更是抛弃了宏观的城市概念，城市变成了一个抽象的整体，重点在于其中个体极端自由的移动特性。

Spatial City project, Perspective, 1958/ 1959

弗里德曼所认为的“移动性”不是指建筑缺少移动性，而是居住者的“移动性”，即是给予居住者以新的选择的自由。弗里德曼强调：建筑应该是可以移动的，他的用途可以由于居住者的愿望而改变。只要通过“不确定”的基础设施，才能实现“不确定”的“移动建筑”，“移动建筑学”因而成为“移动社会”的建筑学。

Homegeneous unit*n，1969

Archizoom Associaty，No-Stop City

在无尽城市中，公共的浴室、卫生间被作为地界的分割线延伸出来，而其它家具散落在其中，没有任何特性。家具、山川、标准化小屋等都被融入其内，人们在其中自由的露营、购物、生活。从前那种固定的生活框架被基于市场、文化与信息化社会所打破。城市成为了自由之地，移动在微观的层面表现到了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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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不管是基于城市增殖方面的结构假设，还是微观方面人的个体生存环境的灵活改变，移动，都只表现在模糊的技术框架下，没有具体表明其技术载体，概念仍然侧重生长与选择的过程。有所不同的是，后者显露出了一种生活的状态，灵活的单体聚集蜂拥到一起，成为巨构城市中关于个人生活行为的真实描写。

在此之后，西方世界慢慢达到工业化的新顶峰，60年代开始有种种迹象表明，一场新的信息革命即将到来。人们对工业“美”或机器“美”的追求也达到了狂热的程度，装配程序、技术标准的最大化、工程化的技术充斥着西方社会的每一个缝隙，都在诉说着工业社会最后也是最闪耀辉煌。这其中，一些建筑师对灵活技术进行了炫耀式的表现，移动性在技术形象下被极端的表现出来，但是依然离不开宏观与微观的两个方面。

后现代时期的设计师汉斯·霍斯莱在1963年至1968年间创作的Transformations系列中，经常性的将一个巨大的、纯粹技术性的科技产物，比如飞机、航母放置在自然的场景中。而人居住在其中，人占据在科技产物上以一种造物者的态度与自然相对抗。与其相反的是，英国建筑师赛杜克·普莱斯（Cedric Price）提出了“非确定性”的技术体系构思，将移动深入到了建筑的内部，而不是建筑的整体。他认为随着建筑结构和技术的发展，建筑功能和形式之间的固定约束力逐渐弱化，建筑应当可以适应这个千变万化的时代，具有多元性、可变性的特点。

在其位于伦敦中部设计工人娱乐中心"娱乐宫"（Fun palace）上，我可以看到这里的建筑技术体系被定义为一个临时构架，作为一个暂时的构架而存在，可以根据环境和不同需求来自由改变，不断地被拆装和组合，甚至永远处在建造的过程中。

航空母舰城市景观，Hans Hollein，1964

汉斯·霍莱茵（Hans Hollein）在1964年的作品中的航空母舰作为一种居住物，突兀的出现在原野中，居住的部分非常有趣。他把航空母舰沉入地下，建筑物的主体部分是地下的。

他同时宣称机器在世界上的重要作用：今天，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一个非常先进的科学和完善的技术为我们提供了一切可能的手段，我们构建了什么以及如何构建，不是由技术决定，而是利用技术，是一个纯粹绝对的架构。

一切皆为建筑。

Fun palace，1964

"娱乐宫"是一个未建成了在伦敦东部的集舞蹈、戏剧、业余学校为一体的工人娱乐中心。使用者们根据各性化的需要用吊车将预制的模块自主的组装从而形成各种使用空间。

Fun palace, interio

娱乐宫的基本结构是一个780英尺长，360英尺宽的结构框架，内部安装了楼梯等设施，两台起重机在结构外围工作，将模数化的建筑模块来回移动，也就是作为空间的建筑体块可以按照需求被拆卸或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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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机械化大生产为时代特征的工业化社会开始走向终结，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信息社会悄然来临。但是在这一转变之前，对机器的追求最终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尤其是技术与消费型概念结合在了一起，建筑也成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物质依托。其中建筑电讯学派（Archigram,1960-1974）的“插件城市”（Plug-In City）“即刻城市”（Instant City）”步行城”（Walking City），都指涉了一个可以移动的巨型城市。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过于乐观的强调技术的应用且缺少对生活本身的关注，表现出的是一个极端变动不安且虚夸的形象。

Plug-In City ，AXONOMETRIC，1962/64

“插件城市”(Plug-In City)是库克在1962年至1964年间所进行的一系列研究和设计。它将可移动的金属舱住宅（The Metal Cabin Housing） 作为基本的构件，有了这样的基本建造单元，就可以按照人口规模拆卸、重组成大小不同的移动社区，再按照不同的需要插接到混凝土的巨型结构(megastructure of concrete)中从而形成的城市。

这一叠加在现存城市之上的可扩展巨型结构是线性的而不同于传统城市的圆形扩张方式。其次，它同样也采用了巨大的结构体系，通过这些结构体系来连接大量零散的建筑或者城市，确保建筑（项目）可以随着城市的变化而灵活变化。建筑为了应对城市环境的改变而被用此种方式来进行编码和组织。

Walking City In New York，1964

Ron Herron的步行城（Walking City）彻底打破了禁锢型城市概念，他在肯尼迪海角和纽约塑造了许多个可以移动的巨大技术架构形象，综合了住宅、活力集合体、机动环境等可以根据个人需求进行组装的技术单元，内部承载了大量的居民然后平静的移动。

同样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建筑师Paul Rudolph关于曼哈顿下城高速公路项目中，将公路与住宅相结合，设想了一条延伸到曼哈顿的巨型结构，附有行人通道、停车场、预制公寓和工作场所，并将他们连接在一起。鲁道夫的想法是利用高速公路作为走廊，在其中建立如此之多连绵不绝得建筑物，以至于其中心的交通连接变得无关紧要，建筑虽然没有产生位移，但其本身成为了移动的场所，其思考方式与建筑电讯学派有根本的差别。

Paul Rudolph的曼哈顿下城高速公路项目，

公路与住宅的结合，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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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此时建筑对工业技术粗犷的转译已经到达了极限，新的时代下单纯的移动之物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精神享受和思想内涵，那种对工业或者机器的一味狂热追求的时代已经过去。

在这里我们隐约可以看到人们对移动要素介入城市发展中认知态度的转变：早期汽车等交通元素开始与城市的发展相冲突时，建筑师们对这种冲突表现出两种态度，一些人幻想式的将二者联系起来，诗意的去建造未来的城市，另外一些人更为现实的去探究时代的精神，期望能更好的利用这种变化，从而构建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城市。

之后由于战争的影响，社会整体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在战争的废墟下（欧洲），首当其中的是关于社会各方面的恢复工作。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城市的未来，理性与非理性，建构与演进，计划与自发，成为了建筑师们绕不开的话题，其重点也由移动要素与城市机械的结合改变为城市的未来如何去适应移动要素所带来的大量流动性现象。

所以不管是史密森夫妇的“Cluster City”（簇群城市）还是布罗姆的“Noah's Ark”（诺亚方舟方案），都是考虑城市结构的“移动”，也就是城市未来的更新状态。同时，一些建筑师从微观的角度出来，关注个体人的生活状态改变，在弗里德曼和阿基佐姆工作室的方案中，我们都会发现城市成为了一个模糊的背景，人与灵活性的关系被提到了首位，背后有其意识形态的考量（这里后续的文章会有介绍）。

随后社会开始迈向信息化社会，人们对技术也越发的展现出自信的一面，越来越多的巨构形式产生，成为了工业化社会即将结束时的绝唱。但是其中，对移动的认识却越发的浅薄起来，成为了单纯机械的展示，失去了前面对社会文化的考量。

在这狂热的时期过后，人们重新开始从历史的、人文的、地方的、民族的种种角度赋予建筑新的意义。巨构建筑仍然存在，但是已经涉及与环境的关系，人们的生活被重新确认，人与人，人与建筑，建筑与建筑，建筑与场所，都在建筑师的实践中展现出来。移动性，在更深层次被表现出来，开始涉及人们的生存行为，“巨构”也开始向“聚构”过渡。

——这时，一个新的问题显现出来：那就是关于建筑的独立增殖与融入场所的矛盾，是阻隔还是激发？是封闭还是开放？我们会在第二部分的文章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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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igi Snozzi和 Mario Botta在意大利佩鲁贾（Perugia）做了一个带有庭院的区域的行政大楼。他们用建高架桥的方式做出了一个巨构建筑。在末端，停车库和缆车会引领你进入山城。在某种程度上，这漫长的高架桥体块在佩鲁贾的山脚周围各种互不相关的东西的混乱之中创造了一种秩序。这种秩序，很明显对城市是起阻隔作用的，但是移动性却有更深层的表现。

霍尔把“场地”与“房屋”两者融合为一体，点状封闭晦涩的格局表现出了一种模糊性，是完美的融入了场所，还是建筑在城市中自负式的增殖，这是我们后面要讨论的，但是有一点可以确认，那就是建筑内部同样的表现出了诗意的移动性。这种移动性，并非先前技术所带来的机械位移，它反应的是生活背后的一种聚集行为，建筑意向也被集中起来，从而构成了完全意义上的巨构建筑，成为了真正的聚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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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 | 陶安 南西

排版编辑 | UBAT国际艺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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